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多……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平淡抑或璀璨的生活点滴，如我们住过的房子，吃过的食物，儿时的趣事、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沮丧；这也可能是与整个民族息息相关的重大公共或历史事件，如此次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我们的记忆的组成部分；前者被称为个体记忆，而后者被称为集体记忆。作为我们认知功能的核心成分，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个体而言，记忆是“我之所以为我”的重要基石，它与我们的性格、兴趣体验等诸多心理行为倾向密切相关。对于社会而言，记忆也有着相似的功能，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就指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基础，通过在特定组织或群体中建构集体记忆，来强化群体的凝聚力和行为特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记忆建构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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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一般是由群体成员的共同经历所建构的，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性特征大多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集体回忆所塑造的；历史发展的印记通过诸多符号化象征留存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形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此次疫情给所有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段民族集体记忆，组成这段“战疫记忆”的符号有很多。虽然被疫情困在家中，但是有关疫情的记忆却被不断更新累积……
那些史无前例的情景，一幕幕都深深地印刻在所有国人的脑海中。疫情逐渐好转，但我们仍然会记得：
千万人口的江城，一瞬间空城所带来的视觉冲击，空无一人的楚河汉街，行色匆匆的行人，形单影只的快递小哥；
人们一同悼念李文亮医生的逝世，一同心系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感慨疫情冰冷无常，期冀人间温暖有爱；
昼夜不停穿梭于工地上的工人们搭建“火神山”和“雷神山”两所临时医院的伟大过程；
……
抗疫路上，虽然我们并没有全部参与，但这些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被互联网记录下来，组成中华民族每一个儿女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的及其建构
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指在一个群体或现代社会群体的中所共享的记忆、知识和信息，这与该群体的身份显著相关[1]。集体记忆主要包括集体共享的知识体系（对一个国家过去的领导人或总统的记忆），社会群体的形象、叙述、价值观和观念（对中国人保守勤劳的观念），以及事件的集体记忆发生变化的连续过程（如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1998年特大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当前新冠疫情从国内发展到世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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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们认为，集体记忆不单单是个体记忆的总和，更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客观化的公共符号。即集体记忆并不是聚合或共享的个人记忆，而是包含在整个世界中的社会表征。所以，当研究集体记忆时，更多的考虑了事件或记忆相关的社会关系、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及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记忆也象征了个人对集体的文化认同。但即便如此，集体记忆一定依附于个体的记忆的分享，集体记忆也是存在于个体的脑中。因此，即便世界上到处都是纪念碑和博物馆，各种纪念活动频繁举行，人们不断地谈论着过去或者通过媒体谈论着过去，但其中只有一部分通过“社会资源”塑造成了成为了集体记忆。
媒体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媒体通过“选择性”记忆或遗漏的手段塑造集体记忆 [2]。这也就意味着特定群体集体记忆的塑造势必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在此次疫情之中，特朗普为了自己的总统选举连任以及尽量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不合规定把新冠病毒称呼为“中国病毒”，通过污名化中国的方式来推脱防疫责任。而另一方面，一些自媒体为了博人眼球，通过夸大、虚构的方式撰写不实新闻和发表不实言论。这样的媒体报道也可能给我们形成了非理性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更容易被恐惧或是自大的情绪所煽动。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集体记忆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体的渲染，还有很多其它的建构路径和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由过去的“精英书写”进入了“大众书写”时代。在传统时代，群体中的精英通过对地方历史的重新诠释，可以有选择的强化某些认同的符号，从而主观地构建起一套与现实认同相相符合的“历史[3]。而在当前信息社会，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给予了普通人更大的话语权，为人人发言和建构内容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通过传播者和受众的双方互动，在竞争和对话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内容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合理。在这样一个“大众书写”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核心介质，利用再现、遮蔽、凸显甚至是忘记的方式对集体记忆进行构建，对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主要方式包括话题式场景建构、情景式场景建构和氛围式场景建构[4]。这些集体记忆的建构方式我们在这次疫情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会：
集体记忆的横向建构——话题式场景
在一定场景下高频出现的词汇和场景会形成锁链效应，提及某个词汇就会想起相应的场景，想起场景必然会提及与之相关的高频词汇，这就是媒介通过文字营造出来的话题式场景。例如近期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高频词“疫情”、“武汉”、“医护人员”、“新增确诊病例”等，让我们自然地联想起各地派遣医护队支援武汉的场景以及医护人员在病床前与病毒抗争的画面。媒介通过内容引导，构建话题式场景，打通集体记忆的横向建构，由点及面，使集体记忆更加深刻。
集体记忆的沉浸式建构——情景式场景
情境式场景通过反复叙述时间线上重要的影像、符号和地理等要素，将过去和现在串联在一起，使得集体记忆更加连贯，保证其延续性；因此，它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现实与虚拟。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往往会通过梳理此次疫情发生与发展的时间线，刻画出疫情中的重要时刻，帮助民众将新冠肺炎事件更好的捋清事情经过，形成完整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的穿插式建构——氛围式场景
氛围式场景是指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比较来建构塑造民族认同感的集体记忆。氛围式场景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时间来说话，用空间来展现。比如，通过展现医护人员到达湖北前后的肖像对比，方舱医院满舱和空舱的前后对比，让受众感受时间的变化以及疫情的进展。时间的语言塑造出来的记忆点更有说服力，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也更加稳定。另外，通过视频、图片等展现我国不同区域的抗疫情况，例如各地村干部大喇叭喊话PK，各地硬核防疫标语PK，多维度，多角度地展现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语言和行为，这种跨越空间限制的穿插式建构，让集体记忆更加深入人心，难以忘怀。
集体记忆的作用
集体记忆不仅能够为人们的民族记忆增加内容，还具有激活群体成员身份、提升人们的社会认同感等作用。
集体记忆能激活群体成员身份，增强相似性感知
集体记忆是群体共享的记忆，是一个群体无形的精神遗产。它能够激活个体的群体成员身份，增强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感知，产生情感共鸣，激发个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记忆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础。一个国民集合体（Nation）的建构需要集体记忆，也需要国家管理者挖掘、加工、传播集体记忆。如纪念民族、国家英雄，能激活这个民族成员们过往不屈不挠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记忆，提升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也引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很多人甚至去二刷，三刷，这其实就和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有关。电影中讲述的7个小故事：《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均是取材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经历的历史性经典瞬间。这些历史事件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集体记忆，它们不仅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七十载的光辉岁月，还让我们每一个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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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能提升群体成员的集体认同感
同时，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集体行动的过往会转化为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是生成集体认同的养料。它也能提升群体成员的集体认同感，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汇聚力量实现群体目标。
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似乎存在一个规律，除了曾经的荣光，那就是苦难的集体记忆往往能够激发出凝结与建构力量。它们往往激发一个人、一个民族奋发自强，激发人们从灾难中吸取教训走向成熟。如国旗、国歌都是国家集体记忆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使时代不同，但这种记忆会一直传承下去，将这个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如98年洪灾、03年非典，08年汶川地震、以及正在经历的新型肺炎）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伤痛，但也使得全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共同抗击灾害的过程中，伟大的中华儿女不断地展示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一致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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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战疫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我们民族团结起来一起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疫情正在逐渐好转，但那些难忘的事迹将永远被记忆留存。
正如诗歌中所说的“那过去了的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带着历史的印记和我们民族共有的回忆，继续走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参考文献：
[1] Hirst, W., & Manier, D. (2008). Towards a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16(3), 183-200.
[2] 陈振华. (2016).集体记忆研究的传播学取向. 国际新闻界, 038(004), 109-126.
[3] 胡百精. (2014). 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03), 99-107.
[4] 王妍. (2019). 运用场景传播建构集体记忆——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建国70周年阅兵式的推送为例.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82-84.
作者：许放、刘国凤、王汀雨、曹敏、牛更枫
审核：刘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