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们的行动从疫情爆发早期便早早开始，尤其是在目前最缺乏物资和人力的武汉。他们有的用尽自己的人脉关系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收集医疗物资，不辞辛劳运送物资，只为尽快送往医护一线；有的主动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提供衣食住行上的各种帮助；有的为了“雷神山”、“火神山”以及方舟医院的尽快交付使用参与各项辅助工作；有的通过线上线下各种途径为生病的患者提供各种帮助；有的下到各社区帮忙进行健康检查、楼道消毒、物资分派等工作，甚至一些轻症患者也加入了院内志愿者行列[1] [2]……
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志愿者们出于同情、出于关切、出于自己是武汉一份子的使命感，挺身而出，为疫情的好转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从第一天出来，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我第一次决定去接送医护人员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心理斗争，还背着家人，一天下来我害怕到腿抖。”在中国新闻网“微视界·微记录”采访[3]中，志愿者汪勇这么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他们自愿来到抗疫的战场上，不是不怕死，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标和信念——为救治这个生了病的城市，为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微信公众号（左：志愿者给医护人员送餐；右：志愿者免费帮市民送物资）
在进行志愿工作的过程中，志愿者们不断体验着助人的意义感和成就感，为尽自己的一份力而喜悦；当然也可能会因为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加上听闻患者的不幸和医护人员的劳苦，甚至遭受家人的不理解，不免体验到一些不良情绪，及时缓解心理压力，才能同时保证身心健康，为疫情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下面我们分为两种情景，告诉前线志愿者们如何缓解和处理碰到的心理问题。
情景一：使命感面临挑战，你徘徊于价值感与挫败感之间
与其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各种新闻消息，干着急，不如力所能及地贡献一点点力量，这样反而不会乱想。也许每一位主动出来帮助这个城市的志愿者都是这么想的。即使和同伴们一起从早到晚辛苦地工作，忙到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但看到自己的努力对大家确实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就会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自己也会为此感到开心[4]。
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志愿工作而感受到很大的意义与价值感，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觉离疫情结束又近了一点点，那么请你好好感受这种因宝贵的付出而带来的积极情绪，它们可以成为你继续战斗的能量。但同时，也请注意身体，使自己不要过度疲劳，做好防护工作。如果你注意到同伴的失落不安等不良情绪，可以多和他们沟通，把乐观积极传递给他们。
然而，在志愿者的岗位上，你现在面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疫情突发，所以你可能缺乏专业的训练，因为疫情形势不断变化，所以你的工作内容可能在不断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你将面临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我们为医院运送物资，发现医护人员最大的需求除了防护用品，还有羽绒服、鞋套，以及大量的日用品，武汉没有库存了，我们要不断自己筹钱去武汉周边找商家，商家不送货，我们要自己取。我一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够了。”志愿者汪勇说道。此时，你可能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而焦虑，因为自己找不到资源无法提供需求而自责，可能看到网上对志愿者的指责而委屈伤心，继而不断要求自己做的更好……
此时你可能产生了过度的使命感。使命感是 “为社会更美好做出贡献” 的一种强力内在态度和感受[5]。使命感是激发你不断提供志愿服务的动力，是你抗疫成功信心的来源。而如果你过于苛责地要求自己去执行任务，但当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你可能因此产生挫败感，或许牺牲更多去满足自身的使命感[6]。此时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1.首先建立正确的认知。意识到帮助他人的前提是自身的健康，请一定在防护措施完善的前提下进行志愿服务。不要以“自我牺牲”的态度走向疫情战场，而是坚持做一名“健康的战士”持续奉献自己的力量。也要意识到志愿者的一些工作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疫情工作，允许自己有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付出的体力财力也请适量，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面临超出自身能力的挑战，可以寻找同伴的帮助。请求官方帮忙，号召新的志愿者加入你的队伍当中，注入新鲜力量。成为一个团队后，首先制定合理的计划，分工明确，可以定期开展线上交流提高团队凝聚力，让志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实现事半功倍。
3.适当接收网络信息，减少负性声音对自身志愿热情的打击。绝大多数人都在赞扬志愿者们的奉献精神，但网络鱼龙混杂，不免有键盘侠的恶意评论，如果这些让你感到委屈，可以减少浏览网络媒体信息，取而代之地将放松方式改为听音乐、读书、与亲友聊天等。
情境二：替代性创伤造成无力感
你也可能在进行志愿工作的过程中听闻很多不幸与个人牺牲：每天亲耳听到患者去世的消息、亲眼目睹医护人员的劳苦，因而产生共情，替他们感到悲伤和疲惫，一名志愿者在说道自己接触的一位医护人员，因为不好意思请车队志愿者接送，每天坚持自己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在寒冬中上下班时，哽咽不已[7]。也可能因体会到面对疫情自己所做的贡献太少而感到无能为力。
如果你见证了不幸而感到痛苦，这时候，你也许正体验着替代性创伤，即“因目击大量残忍、破坏性场景之后，损害程度超过其中部分人群心理和情绪耐受极限，而间接导致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8]。这一方面是由于共情而替受害者感到悲痛恐惧，另一方面你面临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假设的破灭，曾经你可能以为世界会对人类仁慈，某些事件是可预测的，我们的需求会被满足等，可在这场疫情面前，我们面对的种种困难都在打破我们的信念，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所以你产生失落、绝望。自己似乎做的再多也抵挡不住内心的无力感[9][10]。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1.理性思考，重塑自己的认知。疫情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预测性会冲击你的认知，产生难过悲伤甚至绝望感，可能否定自己的贡献。但负面信息只是一时的，事态发展具有过程性，理性看待事件全貌，不要因一时情况冲击你对世界的整体认知。比如当你看到微博求助超话上仍有人无法获得床位，感到同情无力，但要同样关注到官方即刻的介入，增加方舱医院，缓解了医疗紧张的局面。意识到一切都在好转，有助于缓解焦虑不安的情绪，更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2.定期回顾工作内容，感受正面反馈。可以用写日记、拍摄视频等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工作过程以及大家对你的感谢与鼓励，也许是一句“谢谢”，一句“辛苦了”，一句“我们一起加油”，从中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还有很多人和你一起并肩作战，感受到人性仍然温暖与伟大[11]。并通过回顾自己的工作内容和积极反馈，与自我开展积极对话，肯定自己的付出和自我价值，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
3.自主争取社会支持[12]。独自努力会很辛苦，与志愿者同伴合作互相鼓励，与家人朋友保持交流，会让你更有能量。向信任的朋友倾诉也是宣泄不良情绪的有效途径。
情景三：家人不理解甚至阻挠自己的志愿工作
“有些志愿者，都是背着家人去做志愿服务的，他们跟家人说我去外面买菜了，其实他们是去接送医护人员了。”有志愿者在采访中说道[7]。在如此严峻的疫情当下，当家人得知我要去参加志愿服务，第一反应一定是对“我到外面去会不会被感染”产生担忧，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能理解，甚至阻挠我而产生争执，此时我感到不被理解、挫败、懊恼；而如果我背着他们偷偷做，就会在消极情绪来袭时，失去重要的家庭支持与后援……
此时，请先放下你的消极情绪，家庭成员间需要的是相互理解与沟通，而沟通则需要一定的技巧[13]。你可以试着这样做：
1.首先，换位思考，站在家人的角度理解他们阻挠你的原因：是出于对你的担心。想要他人理解你的前提是可以充分理解他人。
2.可以运用"敲门砖效应"，即先求同，后论异。先从对方能够接受的观点入手，与其达成共识，再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这时对方往往更容易接受和认同。否则，就容易陷入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争论之中。你可以先告知家人你参加志愿服务的原因和考虑，让他们先认同你的善意初衷，并且充分表达对他们担忧的理解。
3.接着让家人了解志愿者的防护措施是专业完备的，自身的安全是有保障的，这些信息最好来自官方招募信息中，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相信有“权威性”的信息。当然在这之前自己一定要保证对志愿服务职责充分了解，并且保证自身防护措施到位。另外，可以让家人阅读观看目前新闻发布的疫情志愿者故事和视频，运用这种“社会证明”的方法，利用他人的例子，使家人深入了解志愿服务，对志愿服务的危险性有所改观。
4.最后，与家人一起做决定。让家人参与到你志愿服务岗位的选择中来，让他们有控制感，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的焦虑情绪。由于志愿者类型众多，有些直接接触医护人员，有些则偏向社区服务，被感染风险有所不同。可以询问家人可以接受的志愿服务类型，结合自己的意愿重新考虑报名志愿。
祝愿疫情战场上的战士们都凯旋归来，武汉早日恢复健康！
图片来源：长江日报微博
参考文献：
[1]选自公众号“长江日报”推文《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武汉是座英雄城》
[2]选自公众号“长江日报”推文《每个岗位都是阵地！英雄的武汉人民战斗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选自中国新闻网微博“微视界·微记录”采访内容
[4] Mueser, K. T. , Rosenberg, S. D. , Fox, L. , Salyers, M. P. , Ford, J. D. , & Carty, P. . (2001).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rauma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ssessments in person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3(1), 110-117.
[5]Hall, D. T. & D. E. Chandler. (2005). “Psychological Success: When the Career Is a Calling”, Journal of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2): 155-176.
[6]Conway, N., M. Clinton, J. Sturges & A. Budjanovcanin. (2015).“Us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ling Enactment and Daily Well-being”,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36(8): 1114-1131.
[7]选自人民日报微博转载：网友@林晨同学Hearing的采访内容
[8] 谷传华. (2020). 你有疫情“替代性创伤”吗?. 中国科学报, (4): 1-2.
[9]选自公众号“咖门”推文《一天收到53万捐款，这家“全网曝光的咖啡馆”有几句话想说》
[10] Walker Edward A, Newman Elana, Dobie Dorcas J, et al. (2002).Vaildation of the PTSD checklist in an HMO sample of women.[J].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4,(6): 375-380.
[11] 《武汉志愿者车队全纪实，每个人都是城市的英雄》公众号推文，取自志愿者的体验感受部分
[12] Grey N, Young K, Holmes E. . (2002).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within reliving: a treatment for p-traumatic emotional hotspot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30: 37-56.
[13] 戴维·迈尔斯. (2006)社会心理学. 人民邮电出版.
作者：苏靖璇、罗锐杉
审稿：马红宇
